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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之／政論家、國安會前副秘書長為了課綱中文言白話比例問題，一個老議題又被吵開，而且還大帽子滿天飛。一名詩人說，文言文是中漢文化的載體，若是把它拋掉不用，我們就會變成沒有記憶的民族！又說「在大陸復興中漢文化之際，台灣卻苟且偷安」。一名前總統說，台灣在國際社會要做「中華文化的領航者」，古文與詩詞就是最寶貴的資產；一位中研院士說「不應把中國的問題無窮上綱到意識形態」；一篇由「鴻學碩儒」創議的連署指控另一方「引發各類對峙，乃至族群衝突的議題」……。看了這些義正辭嚴的說詞，我彷彿聽到百年前魯迅的吶喊：救救孩子！原來他們還在發育的肩膀，竟要承受著這弗成承受的重任！一個見仁見智的語文教育議題，居然可以扯到文化領航、意識形態、民族驕傲、族群衝突，甚至統獨、去中國化、民族記憶，等等。這不是無限上綱什麼叫無限上綱？稍具常識的人都知道，文言白話之爭百年前就大張旗鼓呈現過，其時參與者是胡適、陳獨秀、魯迅、劉師培、章士釗這一級的人物，其陣地則是《新青年》﹑《每週評論》﹑《新潮》、《國故》、《學衡》、《甲寅》這一級的刊物。那是一場有著深遠思惟史意義的文化活動。在那以後，白話文是主流，但文言文雖敗卻未亡。最難以想象的是，此次爭議居然跑出統獨、去中國化的诘問诘責。難道說百年前那場一樣主題的辯論也有統獨、去中國化、族群對峙的問題？了解問題脈絡的人都可以看出，這是維護原有立場觀點的一方，面對變革要求時一種便宜的指控，符合當前政治話語氛圍的指控。問題的癥結應該是語文教育的目的是什麼？在20世紀前半的語文教育改革中，有一名實幹家葉聖陶，編了很多中小學語文教材，80年後竟然被對岸出版業重印且大受好評。他對峙，語文教育的本位是學生。他品評，學生不需要讀那些力所不及或沒有閒功夫去讀的文章。但偏有人要給學生配一服十全大補劑，這能不克不及養成浏覽能力是問題，即便能養成用途也不多，因為學生中除了少數，離開黉舍就永久不再接觸這類文章了。他編的初中教材，文言只佔4成，而那時黨國經營的書局發行的課本幾乎滿是文言。他辯駁大比重讀文言的主張說，那些決議國文教學大計的校長同專家是想使青年拋開現實生涯，而去想前人的思惟。這話有沒有道理可以評論辯論，但不就像今天說的嗎？這背後其實有一個底子的問題，什麼人決議學子該學什麼？科舉時代不管矣，廢科舉前2年，張之洞等人制定《學務綱要》，為新學制之始，此中劃定「私塾宜注重讀經以存聖教」，「不得燒毀中國文辭，以便讀古來經典」。國度安排教化之意昭然，自此至今，兩岸有司志同志合，大致不脫此義。文言文不是不成讀，問題是「教化」心態。「讀經」之議在兩岸都捋臂張拳，可思過半矣！建立在堅實公民社會根蒂根基上的民主自由國度，國度教化的角色應受局限，日本家永三郎長達32年的「教科書審判」就彰明此義。今天討論課綱、教科書審定等，應從此義來斟酌。與其寄望國度以教化之姿來審定該讀什麼，爭論雙方不如學7、80年前那些民間自編教材的實幹家，把理念落實在具體的教材、讀本的編輯，讓時候來選擇，什麼會留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