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安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日前在G20會議上表示，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的穩定平衡至關重要。這番話在我國並沒有引發太多關注，卻在日本互聯網上引發了小小的波瀾，很多人認為安倍談話不啻於積極要求中國向日本輸出通縮壓力。因為都清楚任何認真的結構改革必然伴隨著陣痛，而中國經濟的巨大規模以及和日本經濟的緊密已經遠遠超出了媒體上狹隘觀點的任何主張。
這些爭論反映出了日本人內心深處對日本經濟的某些深層次看法：依賴外需是不爭的事實，GDP中消費佔6成左右，但人口老化導致內需必然沒有增長。因此無論內心多不喜歡中國和美國，都需要這兩個最重要的經濟體多多消費日本產品。然而現實里，日企在全球主要市場的生產本地化進展遠遠超過其他發達國家，最終問題在於，企業在海外的利潤如何才能還原回日本國內實現內需擴張的目標。海外生產本地化的背景其實恰恰是始於幾次日元大幅度升值，特別中國加入WTO前後，日本國內伴隨著嚴重的通縮壓力，生產的海外轉移和失業率上升更是讓日元貶值信仰的日本社會對強勢日元充滿恐懼感。銀行體系資本不足（壞賬問題）也一直被人關注，但卻很少人去關注1990年代中期以後的通縮壓力實際上有很大原因是來自資金需求。
懷舊的意見認為，過去日本企業的雇傭體系給國民帶來的幸福感支撐了日本經濟的發展，而小泉以來的所謂結構改革破壞了這個完美的體系，嚴重的日元升值導致生產外流，企業經歷了痛苦的人員安置時期，所以現在日元大幅貶值，企業利潤恢復也不願意積極提高固定成本，所以需要更加靈活的雇傭體系。一直以來類似的觀點層出不窮，但是都沒能回答如何才能使企業和家庭部門都受惠於改革這個二十多年來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實際上目前日本勞動市場是人手短缺，但是基本發生在利潤空間不大的行業，工資水平和雇傭形態都不穩定。高齡化國家的懷舊情緒似乎可以理解，但結構變化導致日本經濟回不去了，苦苦思索如何回到從前的結果就是失去了10年後又再失去15年。而不斷反思服務業供給和高齡化需求如何不匹配的觀點也始終跳不出供需曲線的思維陷阱。
一個國家的GDP增長是社會全體生產出來的附加價值的總和，根源實際上來自於個人能力的最大發揮，作為結果，人均實際收入增長才能帶動消費的擴張，實現好的經濟循環，推動可持續的經濟發展。特別是自然資源匱乏的日本，人力資源的有效利用就更加重要。今年以來，日本上市公司業績不斷創出歷史新高，謳歌安倍經濟學成效的人卻越來越少。GDP增速連續兩個季度為負，意味著日本國內創造的附加價值在不斷減少，這種經濟有什麼值得百姓歡喜的呢？實際上在現代經濟體系裡，任何供應方都可能是其他供應者的需求方，提升服務水平的前提和結果都應該是合理公平競爭環境下可預期的利潤最大化。就如中國早在改革初期，領導人就提出的那樣，改革其實就是解放生產力。(編輯 張立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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